中国所有古代文献在论及君子品格特征和行为方式时，均要求君子甲而乙，丙而丁甲而不甲，乙而不乙，如同下文引用的《舜典》经文那样，其实就是要求君子端正持中，务除偏执，按照先王常道，公正做人，公道治国，公平分配，如此则国家安宁，天下大治矣，这就是孔子及其徒子徒孙常说的中庸。

英顺逸议，谈者失望也。68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11，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416页。

以上用例可见比方有将事物放在一起比较之意。段玉裁注：起本发步之称。其三，从《诗序》的内容说，不可能出于卫宏之手。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18，第1382页。【77】以浅喻深，即以浅的说明深的，喻难以易，即以容易的说明困难的，亦可见喻的方式有别。

郑玄说兴是以善物喻善事，是引譬连类。13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22，第799页。《大司乐》认为，乐教是熏陶教化子弟(候任官员)的重要工具之一，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课程之一，要选用道德高尚者担任乐官。

以乐德【34】教国子【35】中和、祇庸、孝友。新乐的主要特色是，吸收了民乐元素，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淡化宗教色彩，抒情较少节制。由于受到九代正统乐教观念的长期影响，梁惠王曾经非常惭愧地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由于周家天下国土辽阔，封国很多，有兄弟、亲戚之国即华夏，亦有蛮夷戎狄之国，故乐教有对内治理万民，对外协和华夏，更外则团结蛮夷戎狄的政治功能。

9王齐洲先生关注到周公较少鬼神信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如果我们大胆撇开完全根据王朝断代的成见，放眼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史，那么春秋战国之交就不一定只是周朝的转折点，而且很可能还是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深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周朝八百年。

孔子私学做法与公学相同。吴天明：《孟子师徒表字失传的原因——兼考孟子五十五章语录的具体记录者》，《长江学术》2022年第3期，第15—23页。这也是王权衰落、霸权方兴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言语：周代官员言必称诗，尤以外交场合为甚，《左传》案例比比皆是，故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

13周乐整体上都是周代王朝和华夏列国官方正式采用的先王之乐(春秋时代包括郑、卫、宋、齐四国之新乐)，但具体曲目则因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故《左传·庄公二十年》《襄公二十九年》《礼记·明堂位第十四》《周礼·春官·大司乐》所引周乐的具体曲目均有所不同。41岂止人神天地君子小人无不和谐，就连鸟兽凤凰亦无不喜悦，古人所谓凤凰来仪是也。在华夏内部，天子亦丧失了对兄弟、亲戚之国的实际控制权，礼乐征伐均出自霸主，但是天子至少还是宗教名义、政治名义、思想文化上的华夏共主，即使晋文公以臣召君以后也仍然如此，故传世六艺很可能都在春秋时代，最后由周天子的相关官员(史官、乐官、卜官)定型，并通行华夏列国和蛮夷戎狄列国(蛮夷楚国比较特殊)。下文稍作分析，以便研究为什么九代乐教理论与后九代乐教实践脱节，进而研究为什么后九代的学者反复证成孔子郑声淫说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必然徒劳无功。

(《卫灵公》)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篇》)三家者以《雍》彻。西周春秋时代，周家兄弟之国和亲戚之国，不要说诸侯地位很稳固，天子甚至亲自任命小国上卿一位，大国上卿两位，诸侯及其上卿的政治地位，本国均认可，王朝均认可，天下均认可。

战国至今的思想家理论家们，对战国君子不喜欢先王古乐而喜欢春秋四国新乐的现象，大多不能正确理解、科学解释，他们的努力方向，始终都是设法运用九代古老正统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的郑声淫说，反复贬斥春秋战国君子的部分官方音乐实践。国家安宁，人民富足，君子亦可从中合理获取衣食之需，这就是乐教的终极目标，与书教、礼教、诗教目标完全一致。

九代乐舞以多为尊，如周礼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公卿四佾【26】。春秋时代虽然也发生过卿大夫、国人废立国君的情况，和陪臣执国命的情况，但是整体上诸侯还是诸侯，卿大夫还是卿大夫。此类案例，《左传》甚多，恕不一一抄录。据此可知华夏不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而应形成于周初。但是乐教并非泛指所有的音乐教育活动，而只是治国活动之一，自然与剩余财富的出现、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同步。夏商周三代青铜极其昂贵，于是成为贵族的标配，他们用来做炊具、酒具、乐器【28】。

故曰：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7此说排除了相当小众化的道教音乐和佛教音乐。

根据王先生所言，本文考虑到孔子私学采用的教材与周代官学完全一致，《大司乐》当然首先是西周春秋时代王朝历代乐官确定的官方国学的乐教理论教材，实践教材则为九代古乐和春秋四国新乐。《尚书》记载禹铸九鼎。

舞阳乐教活动虽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娱乐活动，但也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治国之教。吴天明：《神仙思想的起源和变迁》，《海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81—187页。

包括《乐经》在内，九代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倒掉，就与剩余财富暴增有莫大的关系。如果成篇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却不强调乐教的君臣父子等级，那就很难理解了。上引音乐作品都是先王之乐【24】，而传世《诗经》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乐，曲谱亡佚但歌词尚存，可据此做出初步推测。学者多称秦朝中国才开始真正统一，这是因为对国家统一方式、国体政体认识不全所致，与历史事实不符，在理论上有缺陷，在实践上亦有害。

同理，古乐周乐，四国亦莫不采用。孔子认为，抒情没有节制的郑声郑卫之音即四国新乐扰乱了守正持中的雅乐，也会扰乱治国君子的思想感情、正常人格和行为方式，君子将来治国理政时必然会因此产生偏颇情绪、偏执人格和行为方式，故应放逐郑声郑卫之音。

但是中国近现代学者在论及乐教起源时，却反而比古人糊涂，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大司乐》认为，乐教的根本任务是教育官员子弟，务求使之和鬼神【42】，和邦国，和万民。

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本文将晚周君子所谓的古，由他们定义的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修正为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

九代官方重视乐教实践。据《礼记·乐记第十九》记载，魏文侯曾经询问孔子弟子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阳货篇》)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类本有艺术天赋，音乐本有愉情功能，即使长歌当哭也让歌者愉悦性情，而九代官方故意对此视而不见，只是为了国家治理。

可知春秋君子大都认为，君子应用礼乐来节制自己，其官方音乐作品应乐而有节，哀亦有节，这非仅孔子有此见识。孔子在鲁国孟孙氏的大力支持下创办私立国学，除了学制较短、没有传授小学类课程【31】以外，其余六艺课程均与官方国学完全相同，那么周代乐教理论教材就是传世《大司乐》。

其一，乐教为五帝时代通例。春秋时代，周王朝实力下降，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周，天子于是失去了对蛮夷戎狄的控制权。

这里有一个难题，就是乐教源于何时，因何起源。周汉传世文献如《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左传》《礼记》《史记》等，对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的乐教实践，包括具体的曲目和演奏、演唱、舞蹈的情况，均有大量记录，我们可以据此先对九代官方的乐教实践做出如下初步的概要性的描述。